我是真的很爱你mp3:毛泽东诗词的气韵和境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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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诗词的气韵和境界

(2011-10-21 12:32:05) 转载标签:

传统文化

分类: 文化巡礼


   
    毛泽东(1893-1976)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。正如李长春同志2003年12月25日在“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”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介绍的: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、理论家,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,是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,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。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、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立与发展,奋斗了一生。他领导我们党和人民,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,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历史,建立起新中国,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,并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艰辛的努力。他的名字,永远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。”
    毛泽东同志也是杰出的诗人。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,还是在事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,诗兴来时,欣然命笔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上世纪初期到七十年代中期,毛泽东写的诗词共有43首(实际上远不止这些)。其中诗14首,词29首。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词有24首,写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诗词有19首。就其诗词的数量来看,毛泽东的诗词不可谓多。但就其诗词的质量来说,毛泽东的诗词绝大多数堪称妙品,如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《采桑子·重阳》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《七律·长征》《沁园春·雪》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《卜算子?咏梅》《贺新郎·读史》等等,皆脍炙人口。其中的名句如“怅寥廓,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(《沁园春·长沙》)“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”(《采桑子·重阳》)“早已森严壁垒,更加众志成城”(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)“更喜岷山千里雪,三军过后尽开颜”(《七律·长征》)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(《沁园春·雪》)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(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)“不管风吹浪打,胜似闲庭信步”(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)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(《卜算子·咏梅》)“五帝三皇神圣事,骗了无涯过客”(《贺新郎·读史》)等等,皆万口传诵,流传至今不衰。
    在诗词创作的实践中,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意境高远、气势磅礴的风格。读他的诗词,你在无形中会觉得自己的视野开阔了,心胸宽广了,认识提升了,感情升华了。在此基础上,你会被其诗词中透露出来的非凡气势所折服。而这种气势,正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。诗(词)如其人,从毛泽东的诗词里可见一斑。
    毛泽东诗词中的气势有哪些方面的表现?如何正确分析和评价毛泽东诗词的气势?正是拙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一是大气。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,毛泽东总是从大处着眼,居高临下。正因为有了这种独特的视角,才有了“寥廓江天万里霜”(《采桑子·重阳》)“万木霜天红烂漫”(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)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”(《沁园春·雪》)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(《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》)的壮阔,才有了“鲲鹏展翅九万里,翻动扶摇羊角”(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)“倒海翻江卷巨澜,奔腾急,万马战犹酣”(《十六字令三首》)“飞起玉龙三百万,搅得周天寒彻”“太平世界,环球同此凉热”(《念奴娇·昆仑》)的壮观。这些壮阔、壮观的诗(词)句,绝不是只把目光盯住眼前,只拘泥于蝇头小利的庸俗文人所能为的。他仿佛站在云端,雄视万物;又仿佛置身别的星球,傲视寰宇,正所谓“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”(《七律·送瘟神》)。
    作为与毛泽东的诗人兼政治家的身份相近似的曹操,他的诗也以大气闻名。如“水何澹澹,山岛竦峙”“秋风萧瑟,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,若出其中;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”(《观沧海》),也够壮阔和壮观的了。但与毛泽东的大气相比,它就逊色得多了。
    毛泽东诗词的大气,不仅可以用来写极其壮阔和壮观的事物,也可以用来写人物内心的极其细微的感情变化。与心爱的人儿分别,从此天各一方,这种感情上的折磨,在毛泽东和他的爱妻杨开慧之间也曾发生过。为了表现自己与爱妻分别时的肝肠寸断和内心的激荡起伏,毛泽东用了两个极度夸张的比喻:“要似昆仑崩绝壁,又恰像台风扫寰宇”。(《贺新郎》)能把感情变化写得这么大气,没有开阔的胸襟的人是办不到的。
    同样写的是心爱的人儿将要分别,从此天各一方的感情经历,柳永所能抒发的,也只能是“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”,(《雨霖铃》)只能是“今宵酒醒何处,杨柳岸晓风残月”。(《雨霖铃》)这种小家子气的小资情调,与毛泽东的大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二是豪气。对待革命征途中的艰难险阻,对待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,毛泽东总是用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来看待。在他的笔下,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,显示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冲天豪气。连绵数千里的“逶迤”的“五岭”只是几波“细浪”,高耸入云的“磅礴”的“乌蒙”山更是脚底下的几颗“泥丸”。(《七律·长征》)“真如铁”的“雄关”娄山关难以阻挡红军长征的脚步,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。(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)“虎豹”“熊罴”这些猛兽算得了什么?“独有英雄驱虎豹,更无豪杰怕熊罴”。(《七律·冬云》)万里长城路途虽远,但是消磨不了革命者的顽强斗志,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(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)滔滔湘江水又其奈我何?“曾记否,到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”。(《沁园春·长沙》)在革命者“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”(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)的壮志面前,一切艰难险阻都是那么微不足道。
    被称为豪放派的领军人物的苏东坡,在遭遇佞臣陷害,被流放异地,以至在中秋月圆之时,却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挫折面前,也只能徒叹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。(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)他的豪放比起毛泽东的豪气来,也就不值得一提了。
    对待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,毛泽东依然显露出不屑一顾的豪气。衰老有什么可怕?“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”。(《清平乐·会昌》)即使生命完结了也没有什么,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。(《七律·到韶山》)四海为家的革命者,即使客死他乡,也无须有什么怨言,“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生何处不青山”。(《七绝·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》)
    叶剑英元帅在他的《八十述怀》的七言律诗里,曾写道:“老夫喜作黄昏颂,满目青山夕照明。”这种对生老病死的达观态度,一定程度上来自毛泽东诗词中的豪气对他的影响。
   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让陆游生活在毛泽东同一时代或以后的话,那么他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词就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了。又怎么会有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,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的哀鸣呢?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三是定气。与作为军事家的指挥若定相适应的,是毛泽东诗词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在危难面前从容不迫、稳如泰山、坚如磐石的定气。蒋介石的大军将弹丸之地的井冈山围得水泄不通,在这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(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)的危难面前,毛泽东仍是那么的悠闲,仿佛当年端坐在空城城楼前面抚琴的诸葛孔明,吟咏着“敌军围困万千重,我自岿然不动”。(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)天塌下来有什么?自有擎天柱顶着。不信请看,“山,刺破青天锷末残。天欲坠,赖以柱其间。”(《十六字令三首》)共产党人就是在危难面前的擎天柱。风吹浪打更算不上什么了,“不管风吹浪打,胜似闲庭信步,今日得宽馀”。(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)
    毛泽东诗词里的定气,并不是“夜郎自大”式的盲目乐观,而是来源于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对实力的正确估计。井冈山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(李白《蜀道难》)的天险和井冈山军民“众志成城”的信念,使毛泽东坚信井冈山保卫战必定获得成功。在湘江、长江等大江大河畅泳的经历,更使他不把一点小风浪看在眼里。遵义会议之后的力挽狂澜,则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作为擎天柱的重要作用。这些都是毛泽东诗词中定气的实力基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四是霸气。在毛泽东的心目中,没有什么绝对的神圣和权威,没有皇帝和救世主,显露出目空一切、舍我其谁的霸道气势。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他的词作《沁园春·雪》,在这首词作里,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帝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在他看来,“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;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。”尽管他们在武功方面即以武力统御天下方面成效卓著,但他们在文治方面明显不足。而能把“武功”与“文治”这两者结合起来的,除了我还能有谁呢?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”这里的“风流人物”,有人说指的是当今的人民大众,谬矣!
    其实,早在1925年,在毛泽东的另一首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,就已经流露出目空一切的霸气。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什么“万户侯”,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堆“粪土”而已。因此,在此词上阕末尾发出的疑问“怅寥廓,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的答案非常明显,主“苍茫大地”的“沉浮”的不是别人,恰恰是词人自己。
    “五帝三皇”的故事流传至今,可以说是有口皆碑。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,它们就没有那么神圣了。在毛泽东看来,“五帝三皇”故事的影响是误导了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,“骗了无涯过客”。(《贺新郎·读史》)既然“五帝三皇神圣事”(《贺新郎·读史》)都没有什么,那还有什么权威与救世主呢?


    在花卉中,毛泽东尤其喜欢菊花和梅花,有词作《采桑子·重阳》《卜算子·咏梅》和诗作《七律·冬云》为证。毛泽东之所以喜爱菊花,认为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(《采桑子·重阳》),正是因为菊花具有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(黄巢《菊花》)的傲视群芳的霸气。同样,毛泽东之所以喜爱梅花,绝不是因为其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(林逋《梅花》)的幽雅情趣,而是因为它有“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”的傲视群芳的霸气。
    毛泽东早就断言: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”(《和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的谈话》)因此,在建国初期的一片反华声中,他发出了“要扫除一切害人虫,全无敌” (《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》)的呐喊,全然不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放在眼里,充分显示了他的霸气。
    曹操当年和刘备一起青梅煮酒论英雄时,曾说出过这样的话:“今天下英雄,惟使君与操耳!”
    以曹操的霸道,尚且不敢说出“天下英雄,舍我其谁”的话。曹操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,毛泽东说出来了。而且以事实证明,他就是独一无二的“天下英雄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如何评价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些气势呢?
    贵为九五之尊,而能填词赋诗的人,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屈指可数,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已经用于政治方面,在文学修养方面有欠缺情有可原。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成吉思汗,要么“略输文采”,要么“稍逊风骚”,要么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。能把治理国家与填词赋诗结合起来的,历史上除了一个曹操之外,尚有一个李煜。曹操诗写得不错,政治上也挺有作为。他那“汉大丞相”的职位和“魏武帝”的谥号,绝不是凭空得来的。
    与曹操文学与政治上的作为形成对比的是李煜。李煜的词写得很好,文学上的成就很高。但在政治上是一个低能儿。由于耽于声色与文学,而疏于对国家的治理,最终使南唐走向了灭亡,他自己也成了“亡国之君”,过着整天以泪洗面的“阶下囚”的生活。
    除了曹操和李煜外,当推毛泽东了。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成功,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他的诗人气势。
    首先,毛泽东诗词的气势,使得他能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即使革命斗争的条件再艰苦,革命者的处境再恶劣,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。在他的眼前,永远展现着“风卷红旗如画”(《如梦令·元旦》)的壮美图景,永远充盈着“更喜岷山千里雪,三军过后尽开颜”(《七律·长征》)的战斗豪情。
    其次,毛泽东诗词的气势,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军事斗争策略。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之后,蒋介石为了拖延时间,积蓄力量卷土重来,抛出了“和谈”的烟雾弹。毛泽东凭着他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(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)的气势,及时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号召,并且用诗的形式告诫同志们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(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)。在这种军事斗争策略的指引下,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,攻占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,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    再次,毛泽东诗词的气势,也间接地影响着他的“铁腕政治”的推行。在动乱的年代,推行“铁腕政治”是十分必要的。曹操的成功就在于他推行了“铁腕政治”,李煜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推行“铁腕政治”。毛泽东吸取了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,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,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。他的“唤起工农千百万,同心干,不周山下红旗乱”(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)的英明决策,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。他的“不须放屁,试看天地翻覆”(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)的强硬态度,更给了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以沉重的一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毛泽东诗词中的气势,也为他在建国以后的一系列治国策略的失误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。
    毛泽东早年写过一首《咏蛙》诗,其中有这么两句:“春来我不先开口,哪个虫儿敢作声?”够有“霸气”的吧?但这就为他晚年搞“一言堂”埋下了隐患。在关于“大跃进”的问题上,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内是有不同意见的。但毛泽东根本就听不进这不同的意见,反而在庐山会议上把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彭德怀等人给处理掉了。
    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,就在于倡导阶级斗争学说,发动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的文化大革命。而这种错误决策早在1917年至1918年间写的四言诗《奋斗》中就已经萌芽了。说“与天奋斗,其乐无穷”没错,说“与地奋斗,其乐无穷”也没错,它们反映了革命者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。但是再加上“与人奋斗,其乐无穷”就不大对了。当然,与军阀斗,与日本侵略者斗,与国民党反动派斗,这些都没错。新中国成立后,敌对势力基本上消亡了,如果还要这么斗下去的话,那天下肯定大乱。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。
    搞经济建设,必须依照经济规律办事,一切从实际出发,少做或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通如斯的毛泽东,不会不知道这个哲学方面的基本道理。但他的诗人气质盖过了他的理智,因而作出了一个违背经济规律的“大炼钢铁”的决定。在他看来,“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。”(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)只要人肯去做,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。“大炼钢铁”办成了没有?没办成。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,“都是气势惹的祸”。
    搞经济建设,必须循序渐进,一步一步来。一步登天,这愿望固然是好,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。正因为毛泽东有着诗人的气势,使得他产生了急于事功的心理。在他看来,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”(《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》)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口号以及“大跃进”的措施纷纷出笼。这种急躁冒进的违背自然规律的行经,理所当然地遭遇到了失败。
    对孔子,对儒家学说,毛泽东也抱有偏见。这源于他目空一切的“霸气”。在《七律·读〈封建论〉》中,他写道“孔学名高实秕糠”。后来发生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,在“批林”的同时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也一概加以否定,这就有点文化虚无主义的味道了。
    应该承认,在建国之初,苏联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挺大的。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援助的感激,都凝聚在“苏联老大哥”的称呼之中。但就是这么一对亲兄弟,说翻脸就翻脸。就这样,我们失去了一位很好的近邻与盟友,在国际上一度非常孤立,而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,曾使我们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还要跟人家打口水仗,“还有吃的,土豆烧熟了,再加牛肉”(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)未免有点乐观得过了头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    下面附带谈谈诗人与政治家的关系。
    诗人需要一种激情、一种狂热。有的诗人因为写诗太投入了,最终把自己变成了疯子。而政治家恰恰相反,它需要的是一种冷静,一种理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诗人与政治家是对立的。
    正是因为如此,在中国历史上,诗人而兼政治家的是那么寥寥。也正因为如此,唐玄宗看中了李白的诗才,却不愿意让他参与政治。
    因此,有人反对“诗人干政”,主张把诗人请出政坛,以免造成祸害。这又未免太绝对了。“诗人干政”有成功的,如曹操;也有失败的,如李煜;还有成败各半的,如毛泽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诗人与政治家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。
    当然,诗人与政治家的统一是有条件的。为什么曹操干政会成功?为什么毛泽东建国之前干政会成功?因为他们都身处乱世。治理乱世需要的是激情与狂热,需要的是强权与铁腕。而这些气质诗人就具备。因此,不分青红皂白,一概地反对诗人干政,是没有什么道理的。
    政治家必须有两手,一手硬,一手软。治理乱世时用硬的一手,治理治平之世时用软的一手。在“硬”和“软”之间要学会变通。这一点在诗人身上却很难统一起来。他们要么是硬,如曹操。要么是软,如李煜。毛泽东在乱世时采用的硬的一套,却沿用到了建国之后的治平之世,这就难免要出乱子。